父亲病倒了，突然之间脑溢血。进了急救室。我坐在他的病床前，他闭目合眼，昏迷不醒。但他的手仍在动，似乎只有手是清醒的。我握住他的手。叫了声爸爸，他的手明显回握了我一下。我再叫一声。他又回握了一下。我低头看着我手中的他的手，毕竟是父子，他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不是典型的男人的手，手掌不宽、不厚，手指不粗，手背没有老人斑，青色的血管在又白又薄的皮肤下十分清晰。整只手暖暖的、软软的。我看着、攥着、抚摸着。我忽然察觉，我还是第一次接触父亲的手自懂事以来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我居然从未接触过父亲的手!我感到惊愕。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是父子，见面或分别固然不至于握手，但此外就没有接触的机会吗?没有，是没有。我疏远了父亲的手。想到这里，我心疼地把父亲的一只手捧在怀里，注视着，摩挲着，眼睛随之模糊起来
尽管生活工作在乡下，但父亲这双手几乎没做过农活，更没做过家务，甚至侍弄房前屋后的小菜园都不太会。但我必须承认爸爸是个很聪明也很努力的人。父亲解放初期只念到初一就工作了，由乡供销社到县供销总社后来转到人民公社即现今的镇政府。同样是这双手，却打得一手好算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和好毛笔字，写得一手好文章，下得一手好象棋。别说十里八村，即便在整个县当时都是有些名气的。可惜他脾气不好。同样一句话，从他口中出来往往多了棱角，尤其让领导听起来不大舒坦。所谓手巧不如口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辈子都没升上去。
我继续搜寻记忆，搜寻父亲的手在父子感情之间留下的痕迹。记得大学三年级那年初夏我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住在长春偏离市中心的传染病医院里。文革尚未结束，物资奇缺，连白糖都凭票供应，平时喝口糖水都不容易。而对肝炎患者来说，糖是最基本的营养品。一天中午，我在医院病床上怅怅地躺着。几个病友都睡了，我睡不着，想自己的病情，想耽误的课，想入党申请能否通过。正想着，门轻轻地开了。进来的竟是父亲。依旧那身半旧的蓝布衣裤，依旧那个塑料提包，依旧那副清瘦的面容。我爬起身，父亲在床沿坐下。父亲平时就沉默寡言，这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简单问了问病情，然后一只手拉开提包，另一只手从中掏出一包用黄纸包的白糖，又一个一个地小心摸出20个煮鸡蛋，最后从怀里摸出20元钱放在我眼前的褥单上。父亲一个月工资47元5角，母亲没工作。八口之家，两地分居。作为长子，我当然知道这20元钱意味什么。我说钱我不要。父亲没作声，一只手把钱按在褥单上。而后打量了一下病房，又往窗外树上看了片刻，说：我得走了，你好好养病。说着，拎起完全空了的塑料提包。我望着他走出门的单薄的身影，鼻子有些发酸。我家在长春东边。他工作所在的公社在长春北边，相距100里父亲是从百里外的家赶来，又赶去百里外的公社的他在那里做公社党委宣传委员。
我更紧地握着自己从不曾握过的父亲的手。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双手再不会为我做什么了。是的，父亲是个不善于用话语表达自己正面感情、尤其是对子女的感情的人，这双手也就给了我更多的回忆。时间迅速向后推进。也就在一年半以前，父母在我所在的青岛生活了两年。两人的身体都还好，我就在市区较为热闹的地段租了房子给他们单住。每星期去看望一两次。客厅有个不是很长的长沙发，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一头看电视、看报。我去的时候也坐在长沙发上，有时坐在另一头，有时坐在稍离开他的中间位置。一次无意之间，我发现原本父亲靠着的靠垫正一点一点往我这头移动。细看，原来他用一只手悄悄推着靠垫。我佯装未见，任凭靠垫移到我的身旁。显然，父亲是想让我靠这靠垫。但他没有说，也没有直接递给我，而是用手慢慢推移，生怕我察觉

如今，父亲的手永远地去了，去了三四个月了。化为青烟，化为灰烬，留在了1000多公里外故乡的一座荒山坡上。那里已经飘雪了，风越来越冷。
世界上还会有一双男性的手为我从塑料提包里一个一个摸出煮鸡蛋、一点一点往我身旁推靠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