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穿梭于都市高耸的群楼之间，偶尔小商小贩禁止入内的字样会闯入我的眼帘，会令我的心阵阵酸楚，像针扎一样。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蹬着三轮车卖水果的小商贩，就是靠着他的那辆破三轮，养活着我们一家老小五口人。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蹬着他的破三轮，走街串巷，闲暇时，他也只是不停地摆弄整齐他满车的水果，他不爱说笑，也丝毫没有生意人的精明和能说会道。现在想来，我们那会儿过得挺不容易的。
我深深体会着贫穷带给我们的窘迫，我穿得很土气，没有零花钱，唯一的零食是父亲卖不掉的水果。我甚至不敢收同学的一张贺年片，怕回赠。每每同学们在一起谈及父母时，我立刻就像蔫气球似的一言不发。
我始终忘不了我上高三那年的一个三九天，天冷得出奇，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刮一样。我暗暗后悔自己一时赌气，没穿上我的那件花棉猴儿，可是看看别人穿的，我觉得自己土得都掉渣。然而，父亲居然跑到学校给我送来了一件新外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空旷的操场上，雪很厚，雪地上只有父亲的一深一浅的脚印和三轮车的轱辘印。他穿的那件很不合体的棉大衣掩盖住了他的瘦小，头上也没有戴帽子，脚上是一双被磨偏了底的棉靴，他的车上满是水果，被棉被盖着，只有两只冻蔫了的苹果在风雪中费力地昂着它们的头。我飞快地迎上去，父亲见我，把着车把的左手松开了，一个一个的去解开大衣的扣子，松开他一直紧夹着的右臂，从腋下取出一件带包装的新的防寒服，赶忙塞给我：刚才我瞅雪越下越大，你也没穿个衣服，去给你买了一件，大高三的别冻坏了。我接过来，拿着衣服前后瞧了瞧：样子多蠢呀，再说这色儿，大红的我忍了忍，没往下说。父亲见我穿好后，才去系好他大衣扣子，推着他的水果车，在风雪中渐渐消失了。我穿着这件衣服，还带着父亲的体温，确实很暖和。几个同学围过来，称赞我的衣服漂亮，我总是觉得她们在嘲笑我。
这件土气的防寒服陪着我走完了漫长的冬天，我就面临高考了。我在题海和书海里苦苦地挣扎着，那些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父亲在卖西瓜，每天更加起早贪黑，常常是我还没有起床，他就出去了，我都睡觉了，他还没有回来。他也只是每天为我选一个熟透了的西瓜，放在一盆凉水里，也时常买来点鸡鱼之类的东西，给我炖好，叮嘱我注意身子。我落榜了，我哪儿都没考上。我完了，全完了，难道我永远只是一只飞不出高墙的小鸡！
一直沉默的父亲终于说话了：别自己瞧不起自己，再来一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你供出去。他转过身，到一个木匣子边，平静地取出一张已经发黄但是叠得很平的纸，居然是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二十多年前父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还第一次告诉我当初他如何的品学兼优，如何为了同样优秀的姑姑放弃了学业，如何帮守寡的奶奶维持一家的生计。我第一次发现他眼睛好亮，里面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慈祥的父爱。
又一次，我又捧起了同样的课本，父亲同样又起早贪黑地去卖水果，给我留下各种水果，给我买来各种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一点；不一样的只有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父亲的爱的感受。冬天，我又穿上了同样的红外罩，不一样的红色变成了流行色，更不一样的是我终于迈入了大学的校门，实现了我们父女俩共同的梦想。